中华文明在这一百多年发生着根本转型和更化复兴，是无可置疑的巨大事实。在这一根本转型和更化复兴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大且最有影响力的政治组织和行动主体，也是无可置疑的巨大事实。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文明这一承前启后的主要的实践主体和创造主体，也是其他参与其中的实践主体的领导者。中华文明正处于伟大的创新性复兴阶段，在这一阶段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文明的关系，探索他们相济相生的关系，对于中国未来具有直接的意义。此文力图在中华文明一百多年转型、更化和复兴的真实历史中揭示他们的本质性关系。

引言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冷静地直面他们生活的真实状况和他们的相互关系。

马克思的这段话语，还原了19世纪欧洲人的精神世界，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结合彻底地颠覆了旧欧洲封建体系，也使得民族国家化的新欧洲成为现代世界秩序的主要奠基人。正如霍布斯鲍姆所描绘的，从1789年到1914年，欧洲经历了“漫长的19世纪”，一轮轮战争、革命、工业科技进步、对外扩张的浪潮前后交叠，伴随着铁与血、金钱与武器、观念与力量、意识形态与组织体系扩展全球。与这一过程相伴，横亘在欧亚大陆的各大巨型帝国相继土崩瓦解，一些古老文明的影响范围日趋缩小，或者逐步碎片化。与此同时，却也有一些古老文明内部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产生了一些可以应对外部压力和内部危机双重挑战的新政治主体。这些新政治主体既从西方，从工业化浪潮，从无产阶级革命浪潮中汲取新的知识体系、新的组织方法和新的生产方式，也保持自身的主体性，实现了对内部社会成员的团结和动员，发掘和重塑了文明内在的普遍性意涵。

中华文明就是在20世纪中实现了革命性重塑的古老文明的代表；而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新的背景下团结和整合中国社会，保持国家独立，并使得中华文明得以重塑和发展的新政治主体。

▍中华文明的危机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生

从洋务运动到新文化运动之前，旧中国的传统精英就进行过一系列的救国探索。洋务运动依靠的是以汉族士大夫为主的官僚精英，戊戌变法体现着中下层士人知识分子的努力，同盟会运动和辛亥革命中则可以看到士绅、商人和新军事集团半心半意的合作或默契。1910年代，政党政治和宪政运动兴起，这些与旧时代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各路精英，意识到需要建立新的权力架构与合作模式。